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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70节:并把南京定为国都
    拜上帝会的组织和斗争策略是斩断教徒的所有退路,对参加者全面控制。洪秀全除通过迷信宣传对会徒进行精神控制之外,还有一整套条规、措施,进行人身、家庭、财物的全面控制。造反之初,他要求入会者"贱售家产",将"田产房屋变卖,易为现款,交给公库",卖不掉的旧房屋则放火烧掉。于是,一人参加就要全家参加,互为人质,没有退路,都成为过河卒子。不久之后,每占领一地,就以鸣锣集中"讲道理"的办法,将活着而又没有逃跑的百姓,不论愿不愿意,悉数收编为太平军,也就是实行彻底的裹胁。收编之后,凡是财产没有全部交出乃至私藏银子五两以上的,"即是邪心,即为妖魔,其罪极大";超过21日背不出天条,两次无故不听"讲道理"的,都是严重违反禁律的大罪;凡是不肯无条件服从,不愿做驯服工具的,发牢骚说怪话的,都叫做"妖心未化";凡是不能忍受而夜里开小差的,叫做"三更";凡是违反天条、命令的,叫做"变妖",对以上种种罪名的处治,都是斩首。全面而严厉的控制,使人成为没有家庭财物,没有思想感情,没有人身自由,没有尊严的工具。凡参加拜上帝会的成员都得把家产全部交"公",教民不允许拥有私有财产。在太平军举事前夕,教民都要烧掉自己的房子,断绝教民所有可能的退路,这样教民就只能跟着拜上帝会向前走,因为他们无家可归。这个办法虽然有点丧失人性,但却有效地防止了没有坚定信仰的民众叛变和动摇。

    太平军在起义前期进展缓慢,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被清帝国的地方部队和地主武装围攻追逐,在万山丛中和对手玩猫捉老鼠的把戏,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时太平军没有在艰难曲折的岁月里叛逃和溃散,不是因为拥有坚定的基督教信仰,而是断教民后路的策略起了作用。一直到这一年的九月,太平军才攻克了第一个城市——永安,在那里休整了半年时间,进行急需的政权建设,宣布建立太平天国,成立起义的领导核心。洪秀全被尊为天王,作为太平天国的元首,他的五位杰出助手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也被封为王爵,杨秀清成为仅次于洪秀全的第二号人物,掌握了天国的军政实权。值得一提的是:洪秀全这时已拥有三十六名妻子,他的地盘只有一个县城,腐败的派头却大得很。

    太平军在永安宣布立国并建章立制,吸引了清帝国的大部队来围攻它。太平军在永安不能立足,就在次年四月突围北上,攻陷全州,进入湖南,攻长沙失败后绕道北上,于这一年年底攻陷岳阳。在岳阳,太平军从地下掘出17世纪吴三桂所埋藏的巨炮,实力大增。洞庭湖的几千船民也在此加入太平军,为太平天国增添了水上生力军。力量已大为扩充的太平军在1853年初挥师北上,轻而易举地攻陷了湖北省的重镇汉阳和省城武昌,然后顺长江东下,沿途摧毁清帝国军队的所有抵抗,连克长江两岸的重镇九江、安庆、芜湖,最后攻陷江南最大的政治城市南京,并把南京定为国都。

    太平军在进攻全州时,南王冯云山不幸阵亡,这是太平天国的最大损失。因为冯云山是天国里惟一有远见的知识分子,是拜上帝会的灵魂人物,太平天国的章制和进军战略都是他一手制定的。冯云山过早死去,使太平天国失去了前进的大方向,在战略上一直陷于被动,即使取得无数次的辉煌胜利也无法走向最后的成功。因为没有正确战略指导的进军只能是盲动和一时的成功。

    洪秀全定都南京后,即在太平天国权力所及的范围内进行急剧的社会变革,取消大部分不合理的生活方式,主张男女平等,禁止妇女缠足,禁止男子娶妾,禁止人口买卖,禁止娼妓,禁止吸食鸦片,禁止偶像崇拜和崇拜祖先,禁止饮酒,禁止赌博,禁止迷信巫师巫婆,割掉辫子,厉行土地改革,创立天朝田亩制度,收土地为国有,按人口平均授田,创立新历法,废止阴历,改用阳历,力求建立一个基督教的社会,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女别途,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大同世界。这一连串的措施,传达了一种理想。清政府对这个跟普通民变不同的新生力量大为恐慌。但这样剧烈的社会变革,需要一定的技术条件和安定有利的内外环境与之配合。太平天国极度缺乏政治人才,除了洪秀全、韦昌辉等极少数低层知识分子外,占绝大多数的高中层干部都是文盲,对这些改革既不理解也没有热情去推行,因此天国缺少推动变革的技术力量。就是文化水准相对较高的洪、韦两人,政治眼界也相当有限,只知道坐在书房里制定制度,而不知道怎样走出去推行制度。太平天国自建立的那一天起,就一直遭到清政府的围攻,对外战争一天也没有间断过,并且在战争中一直处于劣势,因此天国没有适合变革的外部环境。在这种不利的情势下,太平天国的现代化变革从制定制度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不可能实行,尤其是生活方式的变革措施形同虚设,而这些变革措施又是其中最为进步合理的部分。天国的领导人包括政策制定者洪秀全在内,根本不把这些条律放在眼里,每个权力人物都妻妾成群,结果这些禁欲条律只在普通士兵百姓身上起作用,在整个天国形成各级教主骄奢淫逸,下级教士被迫做苦行僧的可悲景观。至于《天朝田亩制度》,在南京周边的农村被有限地推行,但这种制度的不足之处是不切实际的平均主义,限制了种田人的劳动积极性和对土地的责任心,使生产力受到损害,制度的合理性和积极性不可能充分地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