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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66节:白莲教和红巾军
    甲子前一年(183)终,张角最得意的门徒马元义,奉教主张角之命潜入首都洛阳从事起义的准备工作。他联合宦官作为内应,准备在甲子年的甲子日(184年3月5日)在首都举事,夺取首都,全国同时响应。马元义的准备工作进展顺利,在宦官和禁军中培植了不少支持起义的力量,东汉政府看势头已成了刀俎鱼肉。可悲的是:如此庞大的组织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内奸和变节分子,另一位门徒唐周,很可能因为嫉妒师兄的成果,在最关键的时刻向东汉政府告密,起义的计划败露。就在184年1月,马元义被捕,身体被四辆战车拉成了四大块。根据口供的牵引,辗转杀了一千多人,并通缉太平道教主张角。张角事先得到消息,躲过了东汉政府的追捕,情势已十分危急,时间不等人,每耽搁一天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信徒被推上断头台,等到甲子日恐怕起义的有生力量已丧失殆尽。张角审时度势,毅然把起义时间提前,即刻下令起兵,张角自称"天公将军",他的两个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号令全国各地同时举义反抗东汉政府。一夜之间,三十六万教徒,百万以上的农民,纷纷拿起武器掀起暴动,攻击地方政府和官僚富户。为了分别敌友,他们用黄巾裹头,因此号称"黄巾军"。整个中原地区霎时淹没在腥风血雨之中,东汉政府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全国各地为之震动。

    东汉政府当时已腐败至极,中央军数量不足且战斗力不强,对全国范围的民变鞭长莫及。政府中的有识之士想出一个应急的权宜之计,建议政府下放军权,赋予豪门大户和地方政府可以自行招兵买马的广大权力,让他们建立私人和地方武装抗击农民军。这一招果然有效,各地豪门望族和地方行政首长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和利益不受侵犯,纷纷招募军队对抗农民军。每一个村镇每一个城市都成为抗击农民军的坚强据点,农民军不得不像攻克碉堡一样去对付前进道路上的每一个武装据点,攻击的势头很快缓慢下来,开始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农民军攻击的势头一缓,地方武装为了扩充军队和地盘,迅速对农民军转入反攻,把黄巾军一支支地击垮,俘虏过来的青壮年则编入自己的军队,地方武装的实力在和黄巾军作战中迅速壮大起来。

    张角的整个作战计划是建立在速战速决的基础上的,对旷日持久的攻坚战没有心理和物质上的准备。当黄巾军在那些设防坚固的武装据点前迟滞不前时,张角没有及时对黄巾军的整体战略做根本性的调整,这时他应该命令黄巾军绕过那些设防坚固的据点,以最快的速度把农民军集中起来,然后挑选精锐的优势兵力兼程南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捣首都洛阳,把东汉王朝的根基拔除。地方武装对保护他们切身利益的战斗很积极热心,但对保护东汉王朝的热情显然要差一级。当黄巾军的进攻矛头转向东汉中央政府时,他们会"明智"地保存实力,不愿把他们费尽心血建立起来的武装力量投入和自己切身利益没有多大关系的冒险中,再说东汉王朝这个靠宦官支撑的腐朽政权早以失去了吸引他们效忠的威望,让洛阳那些权贵吃点苦头他们心里也许会好受一些。如果中央政府在农民军的打击下垮台或力量衰弱,政府权力重心就会由中央偏向地方,这对地方军阀显然有益无害。基于上述原因,中央政府一旦成为黄巾军率先攻击的焦点,极有可能陷于孤立无援的逆境,农民军取胜的成算还是相当大的。遗憾的是,张角没有做这样的战略调整,他的军事知识太有限了。黄巾军被地方军阀牢牢地套住了,宝贵的时间延误了,有利的时机很快丧失,东汉政府赢得了喘息之机,得以从容调动大部队来部署战略反攻。甲子年的后半年,东汉政府调动讨伐羌部落的军队来对付黄巾军主力,那些凉州部队和羌人打了上百年的恶仗,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且强悍善战,没有经过训练的农民们自然不是他们的对手,开始品尝连战皆北的苦味。张角看到黄巾军大势已去,忧虑成疾,在最关键的时刻病死在床上。黄巾军失去了领导核心,无法组织统一的抵抗活动,在政府军的攻击下大规模地溃败。于是这个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农民大起义以土崩瓦解的局面告终,前后只支持了十一个月。黄巾部众被地方军阀收编,头领被送上断头台。

    黄巾大起义就这样迅速走向失败,作为胜利一方的东汉王朝也随之走向末路,形势再也不能恢复以前的原状了。那些地方实力派军阀在镇压黄巾军的战斗中力量迅速壮大,并取得压倒中央政府的优势,开始轻视中央,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自行其是。凉州部队大将之一的董卓利用宫廷内乱把精锐军队开进首都,控制了中央政府,尊贵无比的皇帝成为他手中的傀儡,董卓成为实际上的皇帝。地方军阀不服从他的调遣,在各地割据称雄,全国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

    2.白莲教和红巾军

    在中国北方瀚海沙漠群过着游牧生活的蒙古部落在13世纪成为亚洲大陆上所向无敌的武装力量。他们在杰出首领铁木真和他的英雄儿子的领导下东征西讨,建立起一个横跨亚欧、幅员三千万平方公里的空前庞大帝国。位于中原的元帝国是它的最大子国之一。

    统治者在缔造帝国的过程中发挥出惊天动地的军事才能,但他们的政治才能与军事才能不能配合。这些马上打天下的武夫,在和平时期也采用马上那一套办法来治理天下,结果生产力不但得不到恢复反而被进一步破坏,人民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他们向外扩张并没有任何政治理想,如儒家学派所倡导的吊民伐罪;也没有任何高级情操的动力,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传播福音到天涯海角,他们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掠夺财富美女,一是满足征服欲望。他们统治中原也没有什么政治理想,只是维护统治者高高在上的奴隶主地位和任意奴役他人占有财富的特权。元政府没有为帝国官吏制订一套必须遵守的行为标准,因此元朝的吏治是历史上最糟的。元朝的官员为官一方,一不是为了发展生产,二不是为了为民请命,惟一的目的就是搜括民脂民膏以供其疯狂地挥霍享受。官员的贪污腐败,跟他们的初期武功一样,也是史无前例的,以致每一个官员都是一个百万富翁。14世纪第八任大汗帖木儿曾大力整顿吏治,一次就有一万八千多个贪官被撤职,由此可以想见元帝国的贪官之多。元帝国的赋税异常繁重,每一任大汗不知道鼓励发展生产,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财税上,只知道竭泽而渔,盲目凶暴地剥削辖下的子民百姓。百姓所承担的人均赋税比宋国时期要高出几倍、几十倍,有的地方甚至在百倍以上。在这样野蛮的赋税制度下,百姓的血汗被迅速榨干了。元政府最著名的暴政是"赐田制度":大汗随时可以把百姓视如生命的农田,连同农田上的百姓,赏赐给皇亲国戚。宋帝国破灭后所举行的一次赏赐中,少者赏赐十户数百户,多者竟赏赐十万户。百姓忽然间失去祖宗传留下来的农田,并且从自由民沦为农奴,就像一个被剥光了衣服的人在冬天的荒野上痛哭无告。除了大汗的威力无法抗拒外,统治者可以随意侵占百姓的子女财产,经常突然间把百姓从肥沃的农田上逐走,任凭农田荒芜,生出野草,以便放牧牲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