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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61节:官性大于人性
    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里的白衣秀士王伦就是秀才造反的一个典范代表。他被贪官逼得走投无路时,只好上梁山打家劫舍。但他没有容纳英雄豪杰的胸怀,对上梁山投奔他的人,如果被认为能力高于他就一概拒绝接纳。因此他的实力一直得不到壮大,只能东晃一枪西射一箭地小打小闹,对官军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随时都有被官军和其他"山大王"吞没的危险。末了一位能力高于他的部下林冲在忍无可忍之余一刀把他砍死,梁山才开始兴旺起来。

    元朝期间,依职业性质,把帝国人民划分为十个等级。一向在中国传统社会最受尊敬的儒家知识分子士大夫被列为第九等,比儒家所鄙视的娼妓都不如,仅只稍稍胜过乞丐。在蒙古人眼中,士大夫是彻头彻尾的寄生虫,对国家社会没有任何价值。因为在蒙古故土的沙漠地区,每一个人,包括妇女儿童,都要从事生产劳动,在他们知识领域内,实在想不通世界上还有专门读书和专门做官的这种行业。基于这个成见,元政府取消了科举制度,也不准蒙古人读汉书,尤其不准读儒书。

    科举制度和儒书是士大夫的命根子,没有这两样东西,他们就失去了活命发迹的本钱,不但不能升官发财,连勉强活下去都很困难。无论是从民族尊严还是个人出路,士大夫都应率先揭竿而起反抗蒙古统治者;但基于上述的原因,他们没有"犯上作乱",而是卑躬屈膝地做蒙古人驯服的奴隶,连妻子女儿被蒙古人糟蹋也忍气吞声,实在忍受不了时就在背地里小声发上两句连自己都听不清的牢骚。元朝末期,汉民族向蒙古人发动了复仇式的攻击,变民领袖都是平民,不是盐贩布商就是教书算命先生,没有一个是士大夫,说明士大夫爱国的言论多于爱国的行动,即令有行动,也没有影响力。

    士大夫不团结的劣根性在今天的知识分子身上仍有很深的烙印。在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人际关系都相当紧张。在一个没有胸怀,没有包容性,没有全局观念,互不买账,好口舌之争,这个自认为最聪明最清醒的群体里,人与人之间很难友好相处。

    6.皓首穷经,变节求官,官性大于人性,"官本位"价值观深入骨髓

    清王朝的天才作家吴敬梓写了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力作《儒林外史》,对士大夫阶级作了一幅全方位的画像。吴敬梓笔下的士大夫是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为了科举考试死啃儒书,一头埋在故纸堆里不问世事,除了四书五经和八股文外,他们什么也不干,养家糊口好像与他们无干,不惜让柔弱的妻子去操劳只有男人才能胜任的体力活。由于一门心思应付科举的缘故,他们的人格或多或少有点变态,对亲属的感情极为淡漠。一朝科考得中,长期被压抑的人性如山洪溃堤,以至丑态百出,做出许多荒唐可笑的闹剧。如穷秀才范进直到五十多岁才中了举人,接到喜报时竟欢喜得发了疯,披头散发跑到大街上大喊"中了!""中了!"像范进这样的儒生在当时的社会远不止他一人。《儒林外史》虽是一部小说,虚构的情节在所难免,但却是整个士大夫阶层的真实写照。

    士大夫倾毕生精力应付科举考试,终极目的是为了当官,官帽才是他们全部神经的敏感区域。为了当官升官,他们可以把儒家学派的全部道德信条抛到一边,干出诸般低三下四卑躬屈膝卖友求荣的勾当。什么"温、良、恭、谦、让",什么"礼、义、廉、耻、信",所有的价值标准都围绕着官帽打转。前些日子看到一篇小说,写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公务员为了升官,竟别出心裁地去挖自家的祖坟,得到两件明清时期的仿古花瓶,然后连夜抱着这两个花瓶去行贿爱好古董收藏的上司,说明今天的知识分子血液中仍遗留着传统士大夫的余毒,对国家民族的振兴有着极大的负面影响。

    "官本位"价值观是中华文明最丑陋的部分。官本位价值观的形成是士大夫有意培植的结果,因为他们的全部工作就是读书做官,读书只是手段,做官才是目的。正因为士大夫是专门做官的阶级,他们就把官职的高低作为衡量一切社会价值的尺度。官大的才高德高,官小的才小德少,无官的则无才无德。商人挣的钱再多,如果不能买顶官帽子,你的身份仍是一个平民,一个输得精光的小官僚也可在你面前颐指气使。你在科学上做出了重大的发明,哪怕国家的富强全仰仗你的发明,但如果政府不给你一顶像样的官帽子,人们照样不把你当回事。结果鱼肉百姓祸国殃民的小人众星捧月;为民请命忧国忧民的君子折戟沉沙。在士大夫还没有成气候的春秋时期,屈原爱国遭贬,悲愤之余抱石沉江,当地百姓还争先恐后划着龙舟去救他;这样的场面在宋王朝以后不可能再出现了,除了至爱亲朋外,谁会去救一个丢官自杀的人呢。

    中国的"官本位"价值观还表现在对人的称呼上。在西方,人们对总统照样直呼其名,大不了在姓氏后面冠以标明性别的"先生""女士"二字。在中国就不同了,一个人无论当了多么小的官,你都得用职位来称呼他,直呼其名则是最大的不礼貌。

    (三)

    士大夫在公元前1世纪的西汉王朝开始出现在政坛,那时朝廷为了增加政府的新血液,仿效战国时代"招贤"办法,命高级官员和地方政府推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人士。政府中非贵族血统的官员群,遂逐渐形成一个新兴的士大夫阶层。到了东汉时期,朝廷再仿效西汉王朝,命高级官员和地方政府推荐"茂才""孝廉"人士,于是政府中非贵族血统的官员,即士大夫人数更形增加,并终于凝聚成为一股力量。但士大夫最终成为控制政府的势力,则在唐王朝科举制度确立之后。唐王朝以前,士大夫步入政坛全靠贵族的恩赐,如果贵族不推荐,他们就是再有学问和德行也是枉然。因此士大夫对贵族多少有点感恩戴德,施政时不可能不看恩主(贵族)的脸色行事,不可能形成独立于贵族之外的政治势力,不可能不受贵族的影响左右朝政,更不可能控制政府。科举制度确立之后,士大夫通过公平竞争性考试谋得官职,自认为他们的官职是靠自己的学问挣来的,不是贵族恩赐的,因此也不用对贵族报知遇之恩;相反还认为贵族的显赫地位是靠祖宗福荫或裙带关系,是不学无术的庸才,不像自己一样有真才实学,于是对贵族很有点从心底瞧不起。这样,他们在政府不但不用看贵族的脸色,还故意和贵族抗衡,中唐时期的"朋党之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