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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58节:不辨是非轻重
    有一则历史事件可以说明士大夫的患得患失心理:秦王朝末年,天下大乱,各地民众纷纷武装起来攻杀秦帝国的地方行政长官。萧何是沛县的一名文官,他策动民众暴动,率领暴民攻入县衙,杀掉了他的上司沛县县令,夺取了沛县的统治权。武装民众一致推举他当头领,这本是一个特殊荣耀和出人头地的大机会,可萧何却不领情,拒绝出头领导他们,而是别有用心地推荐沛县犯了死罪的地痞流氓头目刘邦代替他的位置。因为他对起义能否成功没有绝对的把握,如果起义失败,他这个头领将第一个掉脑袋,不如让意识不到严重后果的大老粗刘邦来顶缸。没想到刘邦的乌合之众居然打败了强大的秦王朝,刘邦坐上了帝王宝座,萧何则心不甘情不愿地作他的后勤部长,并为保住这个部长耗费了毕生的心血。萧何的才能比刘邦高许多,比刘邦更适合做皇帝,如果他当初多一点冒险精神,这个帝王宝座就非他莫属了。

    除了不尚冒险外,士大夫的懒散也是有目共睹的。士大夫在取得功名之前,独守寒窗苦读圣贤书,既勤奋又能吃苦;一朝进士及第,当年的吃苦精神也随之丧失殆尽,除了升官发财外,没有人想到在学识和能力上做更高的超越,只满足于饱食终日,拥妻抱子,应付好到手的恍恍惚惚、不求进步、不求效率的官位。部分知识分子功名还未到手就出奇的懒散,除了读书外什么也不干,一副颓废潦倒的落魄相。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己连衣服也懒得洗,胡子也懒得刮,就更不用说洗澡了。如果不是那一身破旧的长衫标明他的知识分子身份,人们很容易把他和乞丐划等号。今天的知识分子也或多或少地继承了这一劣根性,读中学时废寝忘食,只差"头悬梁、锥刺股",千辛万苦应付高考;一旦考上大学,毕业后谋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就万事大吉,很多人一年到头不写一封信不看一本书,对打牌赌博等不动脑筋的消闲倒有很高的兴致。

    2.舍本求末,不辨是非轻重,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过于认真

    宋王朝的第四任皇帝赵受益没有儿子,收养了他堂兄的儿子赵曙,赵受益的堂兄是封爵濮王的赵允让。1063年,赵受益去世,赵曙即位,朝廷发生了我们现代人怎么也想不通,但当时士大夫却认为关系社稷存亡的称呼问题,即赵曙应该如何称呼他生身老爹(赵允让)。大臣欧阳修、韩琦主张当然称为父亲,这是天经地义的。可是另一派以司马光为首的大臣,根据儒家学说,主张应该称他生身老爹(赵允让)为伯父。因儒家是宗法社会的产物,在宗法制度下,赵曙是"小宗"入继"大宗",就以大宗为主,对大宗"法定父亲"(赵受益)的堂兄(赵允让)当然称为伯父。两派都拥有广大的党羽,而以司马光的党羽最多,热情也最高。他的党羽之一的监察部长贾黯临死时特地留下遗书,请求赵曙一定要称老爹为伯父;咨议部长蔡伉进见赵曙时跪下来痛苦流涕,陈述国家兴亡就在此一称呼。另三位党羽监察部主任秘书吕诲和监察部委员范纯仁、吕大防也显得正气凛然,请求把欧阳修、韩琦二人处斩以谢天下。当赵曙不接受他们的意见,坚持称父亲时,司马光党羽竟然群情激奋,威胁要集体辞职。

    像司马光这样的国家大臣,应该以国家大事为第一要务,当时宋帝国的大事很多,边界兵连祸结,宋军连吃败仗,国家财政负担日重,仅向外国缴纳岁币一项每年就达五十万两(辽帝国三十万两,西夏帝国二十万两)。广大农民在沉重捐税和士大夫地主强烈兼并下纷纷破产,国家税源日益枯竭。这些士大夫应该关心的问题,司马光等人却不以为然,巴不得把这些棘手的事推得越远越好。"濮仪"本是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却被当成一件天塌下来的关系到帝国存亡的大事,比当时被西夏帝国连连击败,死人千万、丧师失地、被迫每年纳贡还要重要,充分暴露了士大夫本末倒置,没有辨别轻重是非能力的特质。

    司马光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中素质还算最高的,他主编的四百万字的巨著《资治通鉴》直到今天仍是最有价值的史籍之一,他的见识尚且如此,其他的士大夫就更不用说了。

    类似的闹剧在士大夫编年史上绝非偶然现象,四百年后的明王朝就发生了著名的"大礼仪"事件,它是宋王朝濮仪事件的翻版,但更热闹更荒唐,像一部妙趣横生的喜剧一样让人忍俊不禁。

    明王朝第十一任帝朱厚熜照死后,没有儿子,由他的堂弟朱厚熜继位。因为朱厚熜是以亲王的身份入承大统,于是发生震动朝野的"大礼仪事件"。濮仪事件中的现任皇帝赵曙是已死皇帝赵受益的侄儿,自幼就被赵受益抱到宫里当做儿子抚养。大礼仪事件的现任皇帝朱厚熜只是已死皇帝朱厚熜照的堂弟,两人从未见过面。依人伦常理判断,濮仪事件所发生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发生,但它还是不可抗拒地发生了。儒家系统的士大夫翻开古老的儒书,拣出一条荒唐的逻辑:认为小宗入继大宗,应以大宗为主,朱厚熜虽无法做朱厚熜照的儿子,但必须做朱厚熜照的父亲朱佑樘的儿子,这样大宗才算不绝。依此推断,朱厚熜应该改变称谓,称伯父朱佑樘为父亲,称伯母朱佑樘的妻子为母亲,而改称自己的父亲为叔父,改称自己的母亲为叔母。

    这一次跟濮仪事件不同的是,政府全体官员的见解完全一致,说明士大夫阶层的整体素质在四百年中有很大的滑坡。只有一位新考取进士,在教育部实习的年轻人张璁有另外的看法。他向教育副部长张瓒说,朱厚熜是继承堂兄的帝位,不是继承伯父的帝位,是入继帝统,不是入继大宗。朱佑樘自有他的儿子,如果一定要大宗不绝的话,不应该为朱佑樘立后,而应该为朱厚熜照立后,所以朱厚熜不应改变称呼。但他的建议立即招来以宰相杨廷和为首的全体官员的怒斥,并险些招来杀身之祸。朱厚熜当时只有十五岁,位子还没坐稳,只好向士大夫官员屈服。四年后,朱厚熜认为帝位已稳,就正式下令恢复旧称,伯父仍称伯父,父亲仍称父亲。士大夫官员大为震动,像是到了世界末日。这时宰相杨廷和已死,他的儿子杨慎继承乃父的遗志,成为大礼义事件的领袖人物,他大声疾呼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义死节正在今日。"另一位大臣王元正也哀号说:"万世瞻仰,在此一举。"于是包括各部部长在内的全体高级官员数百人(都是士大夫出身),一齐集合在左顺门外,匍匐跪下,大喊朱元璋和朱佑樘的帝王称号,然后放声大哭。(一个大男人能够当众大声哭号,真难为他们。)他们宣称所以如此,是痛心千古伦常和国家命脉都已濒于毁灭前夕。虽然有宦官奉朱厚熜之命前来劝解,但他们誓言在朱厚熜不改称父亲为叔父、母亲为叔母之前,就要一直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