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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57节:是一切不幸的根源
    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一千三百年(只13世纪元帝国时中断数十年),直到20世纪初叶才被废止。在此一千三百年中,成为儒家学派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最高目标。科举制度的主要功能,是使政权向下稍微作一隙的开放,使拥有相当资产的平民有机会借此狭缝,爬到政权高峰;但也使帝王通过它来控制知识分子。这些被长久控制的知识分子,在帝王和平民之间形成一个新的统治贵族,使本来应该和平民结合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变为维护专制体制的力量。尽管科举制度对中华文明有利有弊,但从总体上来看弊大于利。自从有了科举制度,古代中国的国力日益衰弱,在对外战争中连吃败仗,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

    科举考试和19世纪后期西方文明国家兴起的公务员考试不同。一是考试的内容不同:科举考试的内容相当狭窄,只考儒家学派的九本儒书,考生答题不能有自己的观点,而是代"圣贤"立言。公务员考试的内容相当广泛,不但考核与办理公务有关的专门知识,而且还考核自然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等通才知识,公正地评判一个人的综合素质。考生答题要有自己的观点,尤其重视考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二是考试的目的不同:科举考试的目的是做官;公务员考试是为国家选拔办理公务的合格人才。在"官本位"的中国,官僚是人上之人,拥有很多特权;公务员则是普通国民,没有任何特权。

    西方的知识分子因为掌握了自然和社会科学的缘故,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导力量,因此他们是所在国家的先进阶级,是社会的进步势力。古代中国专制社会的知识分子所学的知识则与自然社会科学无缘,他们的知识面极为狭窄,所受的教育和所学的知识仅限于儒家学派呆板僵硬的教条,教材不是"四书"就是"五经",课程则主要教授如何做八股文和如何应付科举考试。因此,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充其量只是儒家学派的修士或传教士,不是国家的先进阶级和社会的进步力量。相反,因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保守崇古,反对任何形式的社会变革,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也就不自觉地扮演了阻碍社会前进的角色。至于知识分子中的士大夫,因为沾染了封建社会中国官场特有的腐败气息,就更不可能成为进步力量了。在封建社会前期,儒家思想里面还有部分合理内核,那时的知识分子因为识字较多见识较广的缘故(普通百姓则目不识丁足不远行),还可勉强跻身于社会前列。到了宋王朝,儒家思想已开始僵化,儒家学派中最为机械保守的宗派——理学道学成为帝王钦定的中国社会正统思想,本来就少得可怜的一点理性火花不再闪现,儒家思想也因此变得更加保守刻板更加不合时宜,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也因此由社会的进步力量变为阻碍社会前进的力量。尤其是到了明清时期,文字狱和八股文的出现,儒家思想蜕尽了人情味的外衣,只剩下死硬刻板的教条。知识分子残存的一点灵性也被无情扼杀,没有自己的思想,更没有自己的感情,只知道如何做八股文和如何做官,成为社会最为可悲可哀的阶层和社会前进的绊脚石。自辛亥革命以后,知识分子终于从"四书""五经"中解脱出来,但儒家思想并没有随之退出历史舞台,它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在一定时期内将长期存在,对知识分子的灵魂产生潜移默化的毒害。今天的知识分子虽然不像明清时期的读书人一样皓首穷经,作茧自缚,以做官为第一要务,但他们的脉管内仍流着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血液,个性品格、人生品味和价值取向受士大夫的影响很深,如果拿官帽子在他们眼前晃几下,不为之心动的没有几个。

    文中一再地提到知识分子,似乎偏离了主题,其实是为了加深读者的印象。今天的中国人对士大夫这个名词不太熟悉,但对知识分子则耳熟能详。前文已经说过,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和士大夫同气连枝,谈知识分子也就是谈士大夫。

    (二)

    在中华文明史上,士大夫扮演着受压制受迫害的角色,处境一直很被动;一旦与其他权力集团发生利害冲突,失败的总是士大夫,明末"东林党"的惨剧就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证。尤其是到了近代,知识分子连最后的一点自尊也毁灭殆尽。士大夫的悲剧,当权者的责任不容推卸,他们认为读书人不好糊弄,而统治者或多或少都有点愚民的倾向,因此他们在感情上排斥知识分子;除此之外,知识分子自身的品格缺陷才是一切不幸的根源。

    1.贪图安逸,不思进取,不尚冒险,对自己的生命过于珍视

    冒险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最大财富,富于冒险的民族一定是开拓进取积极向上的民族。在世界近代史上,基督教世界接连出现了一连串功勋卓著的探险家,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麦哲伦驾着帆船环球航行,证明地球是圆的,为西方世界掠夺东方土地财富开辟了道路。近代史早期的两个殖民帝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奠基人达·伽马、柯尔蒂斯、阿尔马格罗也全是冒险家。柯尔蒂斯征服了墨西哥和中美地区,阿尔马格罗征服了幅员辽阔的印加帝国——除巴西外的整个南美洲。更为神奇的是:柯尔蒂斯的军队只有四百人,阿尔马格罗只带了一百八十名非职业军人,他们的对手是淹没在万山丛中神秘陌生的庞大帝国,没有置生死于度外、不干出惊天事业不回头的冒险精神,是没有人敢向前迈进一步的。可见冒险精神对一个民族的兴衰存亡至关重要。正是这些冒险家,使积弱不振的基督教国家加速的富裕强大,从被动挨打被征服被奴役的噩梦中走出来,成为近代世界的主人。历史上中国的士大夫阶级,缺少的就是这种精神,在事关大局的场合总是把个人的安危进退摆在第一位,不切实际地期待天上掉馅饼,搏个没有危险的功名。殊不知风险和机遇是一对孪生兄弟,世上根本没有收益丰厚而又绝对安全的事业。中国历代的开国皇帝,没有一个是士大夫出身,按理他们最有条件统领群雄兴邦开国,就是因为他们贪生怕死不敢迈出第一步。等到刘邦、赵匡胤、朱元璋之流的市井流氓捷足先登坐上帝王宝座时,他们又开始在心理上强烈的不平衡,抱怨上天不长眼睛。